每年有50亿双袜子从义乌流向世界各地。这里的袜厂老板也因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而境遇迥异。当地村民冯忠斌自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生产袜子，但至今他的袜子仍只是在火车上兜售；另外一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创业的老板们，却通过购买最先进的机器、斥资打造品牌而跻身于世界最大袜厂之列。

  义乌袜厂的分道扬镳，喻示着在全球竞争和贸易环境变化的压力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作出艰难选择。

  在人声鼎沸的义乌针织市场，身着西服、穿着安踏牌运动鞋的冯忠斌坐在其中一个摊位前，无聊地翻着报纸。他生产的“五环”牌袜子一部分摆在面前的塑料布上，一部分正由推销员拿着在火车上兜售。

  冯忠斌可能是义乌最早生产袜子的村民之一，但并不是当地最成功的袜厂老板。他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听着他隔壁摊位的老板发牢骚：“全地球的人不能离开它，为什么就是卖不出去？”

  义乌拥有全国最大的袜子市场。中国市场上每10双袜子中就有4双来自义乌。世界上最大的5家袜厂也都在这儿，这里的1431家袜子企业每年制造着50亿双袜子、袜裤，其中半数以上出口。

  虽然拥有如此惊人的产量，但这里不同袜厂的境遇却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那年10月底，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棉、羊毛和人造纤维袜子实行为期一年的限制。不到半年，中国袜子提前用完所有配额，被挡在大洋彼岸的海关之外。

  从那时起，许多袜厂开始了“返乡之旅”，国内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而义乌袜业的态势，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

  在义乌市徐江镇一栋毫不起眼的白色楼房里，坐落着世界上最大的袜子企业之一———浙江梦娜针织袜业有限公司。3月1日，它的创始人宗谷音在北京宣布，从这个小镇生产的“梦娜”牌袜子将打上五环和北京奥运的图案。这是奥运供应商的名录里第一次出现袜子。

  宗谷音要付出的代价是500万美元，这个脸色黝黑的中年人认为这是一笔合算的生意。“这样的历史一次就够，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值得。”他说。

  他的对手却对此不以为然。浙江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指出：“那只能在国内用(供应商所允许使用的奥运标志范围)，他们要回来，我们要出去。”

  在多年以前，这两个如今为世界袜业老大的位置展开激烈竞争的人，都还是土生土长的义乌农民。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学毕业后，他们分别加入成千上万的袜子商贩大军。当时他们并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创立世界最大的袜厂。

  直到1994年，当时卖袜子的生意好得让做袜子的眼红不已。宗谷音在向一个老供应商要货时，那个台湾人不仅要涨价，而且说话很难听。一气之下，宗用一个提包拎着55万现金买下一块土地，创立浙江梦娜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几乎是同时，翁荣金发现随着裙子走俏，长筒袜、连裤袜也广受欢迎，但价格高到每双七八十元，因为要从韩国、香港进口。于是，他联合两个弟弟一起成立浙江浪莎集团生产袜子。那时候，义乌袜子大多是家庭作坊，绝大多数都是国产机器。而他们俩慢慢的变成了“火车座椅底下爬出来的百万富翁”，直接就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义乌袜业进口机时代的序幕由此揭开，也是这个小城变成全球袜业重要产地的开始。

  就在相距10公里的地方，“梦娜”和“浪莎”埋头生产，一直走在当地众多袜子制造商前列。不过，仿佛是有默契，“梦娜”重在棉袜，依赖外销；“浪莎”则着眼国内，强在。

  因此，两者最为不同的特征是———“浪莎”更重品牌，“梦娜”则努力达到欧美厂家要求的种种标准。

  从1996年开始，翁荣金就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浪莎，不只是吸引”这句著名的广告语伴着张柏芝的微笑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在中国5000多家袜子企业中，它获得唯一一个“中国驰名商标”，唯一一个“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而宗谷音却在离厂区不远处投资建起了梦娜花园这个漂亮的员工宿舍，在这十几幢楼间草地上，桃花盛开，有假山、小河。梦娜的员工们每周工作5天，每天只需工作8小时。

  尽管“梦娜”去年的出口额又增长了400万美元，但宗谷音已经觉得70％以上依赖外销风险太大，而国内市场其实也不小，于是打算从今年起努力将内外销比例调整成对开。

  翁荣金则正在为更多的出口订单努力，他已经在修建更漂亮的新员工宿舍，并且打算收购美国的袜厂以利用它的销售经营渠道。他告诫手下说：“记着，无外不稳，无内不强。”

  宗谷音与翁荣金之间的激烈竞争让冯忠斌觉得很遥远。尽管在20年前，当时还是小商贩的翁荣金还得找他要袜子。

  那是在1980年，位于义乌江畔的义亭镇杭畴村风光无限，是远近闻名的袜子专业村。而冯忠斌正是这个村里最早的创业者。

  1979年，他凑了2000元与另两个村民一起去金华承包了一个袜厂，那里有7台手摇袜机。第二年他回村自己办起了针织袜厂，当时就引起义乌市领导的重视，还特批了3000元贷款。后来，村子里很快就有了1000多台袜机。

  “那时候做袜子生意的，没有人不知道杭畴村。”回忆那时，冯忠斌眉飞色舞。翁荣金那时就常常从广东买回原料交给他加工。

  不过好景不长，不知从何时开始，杭畴村盛传养珍珠比做袜子利润高得多，于是几乎全村人都一窝蜂向四面八方的水塘拥去养珍珠。

  技术不过关，加上市场不景气，那场珍珠热让许多人家倾家荡产，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冯忠斌估计全村损失至少上千万。到1990年代中期，消失好几年的袜机声才又悄悄在村子里响了起来。

  可是这时候，宗谷音的进口袜机每天已能生产500双棉袜，翁荣金的工厂里每个工人可以管30台机器，每台每天能产1200双。而杭畴村村民所用的国产机，每个工人只能管3台，每台每天只能生产几十双袜子。

  1998年，希望能搭上奥运快车的冯忠斌在村子里率先申请注册“五环”牌商标，当然，他的五环图案没能通过。

  幸运的是，他很快发现了另一个“市场”。从那时起，在开往沈阳、长春等地的火车上，常常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些列车促销员在嘈杂的车厢里进行各种夸张的表演：用钢针划、刷子刷、打火机烧，以推销这种10元钱3双的“五环”的30％，每双能赚两毛多。冯忠斌现在已经有了24台机子，每台每天生产250双。跟村里的许多人比较起来，冯忠斌已可满足。

  但对这个袜子专业村的前景，冯忠斌并不乐观。不过，村里一个34岁的年轻人却让他很是赞叹。汪新卫生产的“哥伦·海特”牌袜子比“五环”价格更高，但汪家的国产机器才2000元一台，冯家进口机器是8万多元一台。

  汪新卫的秘密武器是他的老婆，一个村子里出名的能干女人，甚至有人曾出过上万元月薪来聘请。由于她要求严格，汪家袜子在村里以质量稳定著称，所以保持了高价格，“要知道家庭生产最难保证袜子出来都是一样的，机子里多进一点水，袜子就大一号。”汪新卫对记者说

  把价格涨上去，花色再换得快一些，是汪新卫新的梦想。他现在引领着杭畴村的新品潮流，每次生产5个品种，每年换4~5次。尽管比起梦娜每年500个品种，浪莎1000个品种，这一个数字有些寒酸，但这个年轻人一点也不沮丧，他觉得时间还长着呢。

  都一样做袜子，眼看着汪家的东西就是赚钱，冯忠斌很受启发：“一分货一分钱，抓质量真是没错。”

  不过，让汪新卫烦恼的是，每次推出新品种不到一周，市面上就慢慢的出现一些看起来式样相同，但制作更为粗糙的袜子，不过它们往往出现在零售商店而非市场里。

  在杭畴村隔壁的佛堂镇，朱民(化名)正在忙碌地进行着这样的生产，比如将袜机上的圈数从200调到160以降低袜子的密度。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减轻1克，就能省1分钱。”

  他告诉记者，这些袜子都是客商拿着样式和商标来“下订单”的，产出直接发货，并不会摆到市场上。因为批发商业市场跟零售市场不同，客商都是行家，手一摸就知道真假差别，有的人甚至连成本都能精确算到“分”，谁也骗不到。而客商的零售店里，消费者却没这个能耐。

  这是他2001年得出来的教训。那一年，恰恰是汪新卫第一次遭遇被仿冒。那时候，他还没能注册到自己的商标，生产的一种取名为“肖邦”的袜子包装新颖非常走俏，一周之后，整个针织市场里“肖邦”随处可见，汪的生意一落千丈。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几天，形势再度逆转，其他的“肖邦”门可罗雀，而汪的小摊生意又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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